奥运会是一个世界人民的和平聚会
奥运圣火在全球传递，也是友好文明的使者。

台湾在奥运圣火上做文章，棋输一招。
台湾在奥委会的地位是明确的，也是台湾自己同意的。
现在出来闹事，把体育泛政治化就有点过了。

不敢想象有大陆官员出来说台湾是境外。
台湾和大陆是内战状态，虽然是管制外，但绝非境外。
我宁愿相信是搞错了。
被媒体错误理解了。

个人以为，现在北京奥组委的心态不太正。
求大求全求完美。
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
北京奥组委还是应该立足北京，为奥运会着想，为北京着想，把心收一收。

其实奥运圣火过不过台湾，对大陆来说无所谓。
过台湾，只是一个友善的姿态，不必强求。

台湾领导人注定是要在这里做文章的。
台湾政治是小丑政治。
到时候，陈水扁举着火炬，穿着台独的服装，现场奏着台独歌曲，搞成台独宣传活动。
大陆一点办法都没有。
恶心不恶心？

凡事莫强求。
既然时机不成熟，就取消好了。
反正我们的善意已经释放了，孰是孰非自有公论。

一点个人看法，贻笑大方了：）

当前，中国有四大贫困：

经济贫困＼ 能力贫困＼区域贫困＼权利贫困

经济贫困：主要以收入、消费、福利等经济学手段来衡量。在国际上，大都运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别。在正常情况下，基尼系数大多近于０．３。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２００５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０．４７，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系数为０．３３，美国为０．４１，巴西为０．５４。中国总劳动力中，大概８０％的劳动力属于低收入水平，他们甚至没有达到税收的门槛。目前还有２６１０万人，人均年收入在６６８元以下，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据统计，城乡之间收入水平的纵向平均差距有２０多年的时间，城乡横向的收入加上福利的差距达到６倍以上，全国１０％最高收入组和１０％最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是９．５倍，２０％城镇最富裕的家庭拥有全部城镇金融资产的５５．４％。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最穷的１％人口的平均年收入增长率只有３％，而最富的１％人口的平均年收入增长率达到１２％。

能力贫困：主要是指人文发展因素，包括教育、卫生、健康、营养等。从教育来说，教育花费成为农村致贫的首要原因。数据显示，２００５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只有２９３６元，而教育花费的比重达到３２．６％。从卫生来说，农村卫生是中国最薄弱的环节，农民的保健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有明显的差距。从健康来说，在中国的贫困地区，营养和健康是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目前乡村医疗体系逐渐瓦解、新的医疗服务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贫困地区的健康状况是这些地方部分人无法摆脱贫困的根本原因。

区域贫困：中国的贫困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从地区分布来看，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县。据国务院扶贫办调查，连年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农户７６％生活在山区，有４６％的农户人均耕地不足１亩。目前还有７００万左右的贫困人口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战略提出之前，投资和优惠的财政政策均向沿海发达地区倾斜，以牺牲内陆省份为代价。这种倾斜式的政策措施和影响目前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政府投资偏重于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大量集中于沿海地区的资本密集型投资限制了广大的西部、东北人口直接从中受益。我们承认，不均衡发展是必要的，但经济转型不一定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一部分地区的富裕不一定要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定程度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有益于经济增长；但区域非均衡超过一定极限之后，非均衡的继续扩大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甚至会出现负增长。其合理性应该首先建立在能够保障贫困地区人口最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基础之上，而作为保障贫困人口生活的重要支柱的社会保障也独立于扶贫政策之外，与扶贫的目标有较大偏离。如果政府存在公共服务的区域偏好，在开发扶贫战略实践中仍然体现这一倾向，其结果是贫困人口愈来愈多。联合国开发署指出：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中国最富与最穷的省份之间的差距几乎相当于西方最发达国家与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差距。

权利贫困：主要是指弱势群体被排除在社会经济福利之外。为什么带有一些严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在一些地方能够长期“贯彻”呢？原因有很多，但人们权利意识的薄弱以及权利意识环境不发达是根本。因为，只有当每一个公民把生存权和基本发展权神圣不可侵犯当成首要任务时，并具有强烈的权利实现意识时，政府才会真正致力于保护权利，才会真正把发展民生经济作为政策和制度构建的前提。倘若公民及其社会没有或者严重缺乏权利意识，那么，国家宪法赋予的权利形同虚设，既得利益集团才会肆无忌惮。正是由于人们缺乏权利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贫困人口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进而难以摆脱贫困的厄运。

面对半世纪前的羞辱，钱德拉塞卡没有怨恨
　　钱德拉塞卡是个有点羞涩的印度青年。19岁那年，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奖学金，只身乘船前往英国剑桥求学。在长达十几天的漫长航行中，他奇迹般地初步计算出一个结果———在当时，恒星的白矮星阶段被认为是一切恒星演化过程的最终阶段。但是钱德拉塞卡的计算表明，当恒星质量超过某一上限时，它的最终归宿将不会是白矮星。
　　经过在剑桥的学习，钱德拉塞卡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发现。在1935年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这个24岁的青年终于得到宣读自己论文的机会。
　　当钱德拉塞卡在会上宣读完自己的论文后，当时天体物理学界的权威爱丁顿走上讲台。他当众把钱德拉塞卡的讲稿撕成两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原因是它得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笑声。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年轻人答辩的机会。
　　会议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走到钱德拉塞卡跟前，说：“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与爱丁顿的争论持续了几年，没有一个权威科学家愿意站出来支持钱德拉塞卡。最后，他终于明白应该完全放弃这个研究课题。在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不久，他把自己的理论写进了一本书里，然后不再去理会它。
　　差不多30年后，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得到了天体物理学界的公认。然后又过了20年，钱德拉塞卡获得了诺贝尔奖。1983年，当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时，已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
　　此时，回顾年轻时的挫折，钱德拉塞卡却已有了不同的看法。“假定当时爱丁顿同意自然界有黑洞……这种结局对天文学是有益处的。”他说，“但我不认为对我个人有益。爱丁顿的赞美之词将使我那时在科学界的地位有根本的改变……但我的确不知道，在那种诱惑的魔力面前我会怎么样。”
　　的确，有多少年轻人在功成名就之后，还能长久保持青春活力呢？为何即使是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也同样未能始终如一？
　　钱德拉塞卡的结论是，这些成功的人“对大自然逐渐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以为自己有一种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一定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作为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比最聪明的科学家更加强大和有力”。
　　（摘自2007年4月25日《中国青年报》 作者:周欣宇）

原来的日志都没了

心痛死了

胡温的接班人已经集体亮相，都是些刚进50岁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 李克强, 李源潮、汪洋、薄熙来、王歧山、习近平6人。

那么，到底谁会胜出？
我想起了一位老学究。他满腹经纶，学贯中西。由于留洋的“特务”成分，被贬到县城接受改造。混来混去的混到了在县高中传达室的职位。 因为跟俺老爸的同学关系，俺上高中时常常到他那里坐一会儿。一天他问我个问题:蒋介石为何败给了毛泽东？ 我说如果蒋介石当年拿出十分之一进口军火的钱进口化肥，迅速提高产量使农民能吃上饭，就没有那么多农民跟著毛主席去爬雪山过草地了，蒋介石肯定败不了。 老学究听后摇头，说我的答案太具体了。世界上的事情是天意，而非某具体的事件造成的。比如说，有人断定如果日本不进关，蒋介石就败不了。其实，这些都是行而下逻辑推理出来的。按照行而上的观点，这些都不重要。行而上才是高屋建瓴。 我大惑不解，便想知道老学究肚子里的墨水到底有几瓶。 他告诉我，原因很简单:因为名字。
中国没有火山的灾难，尽管火山给许多国家带来灭顶之灾，有的民族甚至被火山给灭绝了。而中国水患，包括干旱、水涝、江河泛滥，是历来改朝换代的两大诱因之一。所以，名字中带有“山”、“石”、“火”等涵义的必然败给名字中带有“水”的政治家。这叫山不震水。蒋介石的名字“石”必然败给有水的毛“泽”东，而解放后建国一开始就当上副主席的高岗就是因为他的名字有“山”而败北，以自杀结束了政治生命。
我立刻问他那第二大诱因，他说，那就是暴民造反。其原因十分复杂，除了天灾外，人们的心理因素中暴乱造反的热情高过和平的企求，改朝换代的革命就要爆发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名字中有“平”字的当权就符合天意了。 当时正处于批邓时期，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了。我那天夜里睡不着，觉得老学究讲得有道理，便认为如果毛主席去世，邓小平会再次复出，执掌江山。 毛主席逝世后, 当人们听到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 虽然也企盼邓小平复出，但没有人认为邓小平复出后将来有一天他会干掉华国峰。我当时就跟室友说，邓小平很可能会干掉华国峰。因为他的名字有山字，他坐不住龙庭。两位室友听后怒不可遏，说润涛阎你信口开河！邓小平最多能当上总理处理具体事务，绝不可能也不敢干掉华主席。
后来，胡耀邦 赵*分别登上了总书记的宝座，我那时立刻想起了老学究高屋建瓴的理论，便在胡耀邦当上主席的当天告诉我的同学说：因为胡耀邦的“耀”字有“火”的意思，他肯定会被干掉。他听后说，胡耀邦不象个主席的样子，但赵有派头。我说，如果将来胡耀邦下台赵当政，因为“阳”字也是“火的意思，照样也干不长久。火不压水，必被水灭。
89年八老决定谁来代替赵的职位时，邓小平提议李瑞环，但没有得到其他人的响应，只有一票。陈云和李先念共同提议江,因为有两票，邓小平也同意了江当政。
江的名字中有6点水，替换了有火的赵。*以后，政府就把*说成是“水与火的考验”。 在江当政期间虽然政权稳固，但水患成灾，连年闹大水。

如同我那位老学究，邓小平在晚年也许悟出了当政者名字中需要有水或者有“平”字的道理，隔代指定了有3点水的胡接班，政权便可依然稳固。 当初有人跟我说，乔石是一匹黑马，有可能当上总书记。我立刻哈哈大笑，说那根本不可能，因为他的名字有石，不行。
目前最叫好的接班人人选中的李克强、李源潮、汪洋、薄熙来、王歧山、习近平6人中，李源潮、汪洋有6点水，薄熙来有3点水，习近平有平字。 首先，名字中与水无缘与平无故的李克强不可能当政，除非国运气数已尽。王歧山虽然是金融专家，又在北京第一把手位置上呆了多年，从政经验比另外6位要好些，但他的名字使他能爬到乔石(委员长)的位子就该谢天谢地了。 薄熙来虽然有水，但熙字有火。他毕竟是太子党，这使他无法服众。平心而论，太子党中未必就没有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无法证明那不是因为沾老子的光才走到那一步的。所以，太子党成员没办法当政而稳住天下的。从袁世凯为了让袁克定接班而走世袭帝制遭到了讨伐那一天起，太子党当政的梦就算是白日之梦了。 习近平虽然有“平”字，因为也是太子党成员，总书记的位子无法得到。但不排除他能接温的总理位子的可能。 温当总理，不仅仅是因为他名字中有3点水，更重要的是他所处的时代造成的。 江朱当政时，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城市建设和工业化方面。而对于农民、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难于关照。导致农民抗争下岗工人闹事此起彼伏，社会稳定成了最大的问题。 而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是由最基本的吃穿构成的，所以，“温+饱”当总理就合乎天意了。 等到胡温谢幕的时候，穷人“温+饱”的问题就解决的差不多了。然而，构建和谐社会，在“温+饱”之后最重要的是：让所有的社会成员心中暴乱造反的冲动减到最小，而和平的心理占据主流，也就是：让人们把和平心态成为习惯，习惯性的接近平和，简言之：“习近平” 剩下的只有两位有6点水的李源潮和汪洋了。虽然干旱缺水已成为约束中国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瓶颈了，甚至到了百姓生死攸关的地步了，汪洋这名字也太威猛了点，有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阴影，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利，所以，即使汪洋先生有治国之才，就他的名字很可能难以登基。 而相比之下，李源潮的名字就柔和多了。但并非总书记宝座非他莫属。
我没有安装小耳朵，没有机会从电视上看到上面任何一位的音容笑貌，对他们的能力和治国理念知之甚少。现在只是从他们的名字上侃起。 也许，历史的发展使得他们没有人能够登基，而杀出来个黑马。但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下一位得天下者，如果名字中没有水，也没有平，那就是“没水平”的庸官，国运便到了“气数已尽”的地步了。
按照三百年一轮回的理论，“水德”从满洲进关后把原来的金朝改为“清”，差不多也三百年了。而土德能克水德。如果当初王丹柴玲叫“王土”“柴垦”，民运早成功了。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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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鲤鱼的话：
预测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个难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所以，任何努力都是应该鼓励的。易经、阴阳五行、八卦、八字学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着成套的的理论体系。不能说对，也不能说错。

为什么？因为这些学说和应用只不过是一种预测模型。任何预测模型都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不是事物的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揭示，也不是事物发展的科学推演。孤立地说，影响事物发展的因素和概率无法把握；整体地说，事务是普遍联系的，谁也不是上帝（上帝只是创造了世界，世界不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上帝会降罪于人类）过分强调预测模型，就是迷信。但是，预测模型也是有价值的。当置信度达到你能接受的水平，对你的行动也是有指导意义的。只不过你要小心意外的出现，有备无患。

刚才是哲学分析，回到帖子。作者如果是事后得出结论，再应用到下一届的分析。置信度会很低。作者标榜事前已经预测了，虽然无法证实，姑且信之。这个六人名单，是否准确？一直以来，印象里下一届总理可能是薄，你预计是习，未尝不可。其实现在做预测过早，胡温肯定是想干下去的。人事布局还在做，效力还没显著体现。

提示一下!你的理论是借来的,用的成熟些，谨慎些。不要迷信！举2个反例：
胡耀邦、赵紫阳最终还是上位了。所以不能说王就不能上位。
江、胡也是太子党，不能说太子党就不能上位。毕竟自己人用的踏实。